—— 评翼鹏传记文学《汉江之子——陈长吟的文学人生》
文/史飞翔
翼鹏所著《汉江之子——陈长吟的文学人生》，并非一部单纯的个人传记，而是以陈长吟的文学轨迹为经线，以陕西散文的发展历程为纬线，编织而成的一部兼具个人叙事与文学史价值的文化文本。这部作品以细腻笔触勾勒出陈长吟从汉江之畔走向文坛高地的生命征程，既彰显了一位散文大家独树一帜的艺术成就，也记录了他对陕西散文事业的引领与奉献，更解码了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深层关联，为当代地域文学研究与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了珍贵范本。
《汉江之子——陈长吟的文学人生》最鲜明的特质，在于其突破了传统传记的个体叙事局限，将个人命运与地域文脉、时代发展深度交织。作者以汉江为精神原点，追溯陈长吟从恒口古镇的童年记忆到月河岸边的求学时光，从安康解放的历史现场到三线建设的时代浪潮，再到赴西安协助贾平凹编《美文》杂志、创办陕西省散文学会引领陕西散文走向全国的全过程。在这一叙事中，陈长吟的个人成长不再是孤立的生命历程，而是汉江文化传承的缩影，更是陕西散文从复苏到繁荣的生动注脚。全书浸润着汉江灵秀之气与陕南历史记忆，既展现了一位散文大家的成长蜕变，也勾勒出汉江流域从战火纷飞至文化振兴的时代变迁，更呈现了陕西散文从地域创作走向全国视野的发展脉络，使其成为解读汉江文化与陕西散文精神内核的双重密钥。
展开剩余93%陕西文学的核心特质之一，便是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深度共生。陈长吟的人生与创作，始终与汉江、安康的命运紧密交织，而翼鹏的这部传记，则通过对其生命轨迹的细致描摹，完成了从个人叙事到地域史诗的叙事升华，让汉江文化的精神内核在文学书写中得以鲜活呈现。传记中记录的诸多生活片段，如在月河中捕鱼捞虾、在古镇的茶馆听书、在田间地头感受农事劳作，都成为陈长吟日后创作的重要素材。这些经历不仅让他深刻体悟到汉江流域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更让他将个人情感与地域文化深度绑定，形成了“以汉江为根”的创作理念。正如传记中所指出的，陈长吟的创作始终“扎根汉江两岸的文化土壤”，他笔下的紫阳民歌、蜀河古镇砖瓦、汉江淘金场景、陕南民俗礼仪，都是对地域文化的精准捕捉与生动再现。这种对地理原点的坚守，让他的散文具备了独特的地域辨识度，也让汉江文化通过文学书写得以代代相传。
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必然是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同频共振。《汉江之子——陈长吟的文学人生》的突出价值，在于其将陈长吟的个人经历置于汉江流域的历史变迁之中，通过个体记忆的书写，还原了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体记忆，使传记具备了厚重的历史质感。传记中重点记录的多个历史事件，既是陈长吟人生的重要节点，也是汉江流域发展的关键坐标。安康解放时的牛蹄岭战役，是陕南地区解放进程中的重要一战，传记通过陈长吟的视角，还原了战役的残酷与民众对解放的期盼，“枪炮声在山谷间回荡，父亲带着全家躲在山洞里，听着远处的枪声，盼着天亮”。这种个体视角的记录，让宏大的历史叙事变得具体可感，也让读者得以窥见战争年代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返乡经历，则展现了困难年代汉江两岸民众的坚韧与互助，“村里的人凑粮凑菜，互相接济，母亲把仅有的粗粮做成菜饼，分给邻居家的孩子”，这些细节既体现了陈长吟的个人记忆，也成为那个时代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1983年特大洪灾的抗争历程，更是传记浓墨重彩书写的篇章，“洪水漫过了街道，村民们搭起木筏转移物资，陈长吟和乡亲们一起加固堤坝，抢救粮食”，这场灾难不仅考验了汉江儿女的意志，更凝聚了地域情感，而陈长吟后来创作的《灯街》一文，正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文学回应，文中“一家主妇打开了房门，挂出了一盏马灯……接着，又有人家开了门，挂出了灯笼、煤油灯、汽灯”的细节，生动展现了灾难中民众的互助精神，成为汉江流域集体记忆的鲜活注脚。这些历史事件的书写，并非简单的背景交代，而是与陈长吟的创作形成了深度呼应。
传记通过梳理“山水系列”三部曲等作品的创作背景，指出陈长吟的散文始终“以地域历史为脉络，以个体经历为线索，展现汉江流域的时代变迁”。比如，他的散文《远游的鱼》中，月河不仅是童年记忆的载体，更暗含着汉江流域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阵痛；《古镇恒口》则通过古镇的变迁，折射出城镇化进程中地域文化的坚守与突围。这种将个人记忆与历史叙事相结合的书写方式，让传记超越了单纯的个人传记范畴，成为一部记录汉江流域历史变迁与文化传承的地域史诗。而近年来恒口古镇的文学发展与文化振兴——插秧节等文化活动的举办、本土文学创作者的崛起，更印证了陈长吟所传承的汉江文脉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也证明了地域文化与历史记忆在当代的现实意义。
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广盛配资，从来都是双向赋能的共生关系。地域文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与精神滋养，而文学创作则成为地域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载体。《汉江之子——陈长吟的文学人生》通过对陈长吟创作实践的细致梳理，清晰呈现了这种共生关系，也让读者得以理解汉江文化如何通过文学书写实现传承与创新。
陈长吟的创作始终以汉江文化为核心，他的散文不仅是对地域风光、民俗风情的生动描摹，更是对汉江文化精神内核的深度挖掘。传记中指出，陈长吟的“山水系列”三部曲《山梦水梦》《山亲水亲》《山韵水韵》，“以汉江流域的自然景观为载体，融入深厚的人文情怀与哲学思考，将山川草木、河流古镇转化为精神象征”。在这些作品中，汉江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景观，而是承载着地域历史、民众信仰与文化基因的精神图腾。比如，《远游的鱼》中对月河的描写：“月河像一条晶亮的飘带，荡漾在秀丽的凤凰山下。河水青绿透明，岸边的小草翩翩舞动，似乎要飘走，但又不会走，根扎在泥土中很顽强”，既写出了月河的自然之美，更暗喻了汉江儿女扎根故土、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文中的“鲤鱼山”作为“神山”，承载着陕南民众对自然的敬畏，“每年夏天，长辈都会带我们去朝拜，教我们懂得山与水的关系，自然界的规律”，将地域信仰融入文字，让自然意象成为文化载体。这些书写不仅让汉江文化的精神内核得以具象化，更让地域文化突破了地理边界，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与认同。与此同时，陈长吟的文学创作也为汉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传记中记录了诸多因他的作品而引发的地域文化热：他的散文《小烘笼儿》被改编为儿童歌舞，让陕南冬日的取暖工具与亲情文化被更多人知晓；他的《汉水边的老镇》引发了对蜀河古镇保护与开发的关注，推动了古镇的文化振兴；他提出的“汉江文学”概念，更是为陕南地区的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承指明了方向。近年来，恒口古镇成为陕南重要的文化地标，文学爱好者慕名而来，本土创作者不断涌现，这背后离不开陈长吟文学创作的引领与赋能。正如传记中所强调的，“陈长吟的人生与创作，证明了个人命运与地域文化的共生关系”，他用一生的实践践行着“把生命之根、精神之魂在故乡的土地上扎深扎牢”的誓言，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创作对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文学不仅是地域文化的记录者，更是地域文化的传承者与创新者。
陕西散文创作历来名家辈出，风格多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审美谱系。陈长吟作为陕西散文事业的引领者之一，在数十年的创作实践中，既吸收了陕西散文的优良传统，又融入了汉江文化的独特气质，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糯性汉江”风格，为陕西散文的审美谱系增添了新的维度。翼鹏的传记通过对陈长吟散文作品的深度解析，清晰呈现了其风格形成的历程、核心特质与艺术成就，也让我们得以窥见陕西散文审美传统的传承与创新。
陈长吟“糯性汉江”风格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地域文化浸润与文学传统滋养双重作用的结果。传记中详细梳理了其风格形成的脉络，既强调了汉江文化对其创作的深层影响，也指出了中外文学经典对其艺术表达的启发。汉江流域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是陈长吟散文风格形成的根基。传记中指出，汉江“灵秀与坚韧并存的特质，孕育了陈长吟散文刚柔相济的气质”。汉江两岸的青山绿水、田园风光，让他的散文充满了灵秀的诗意；而汉江儿女坚韧不拔、淳朴善良的品格，以及地域历史中积淀的厚重感，则让他的散文具备了粘稠的生活质感。这种“既有粘稠的生活质感，又不失灵秀的诗意表达”的风格，被传记概括为 “糯性汉江”，精准捕捉了其散文的核心特质——“糯” 既指文字的温润、情感的绵长，也指其作品中蕴含的地域文化粘性，能够让读者在阅读中深深沉浸于汉江流域的生活场景与人文情怀之中。
除了地域文化的浸润，陈长吟的散文风格还得益于广泛的文学滋养。传记中明确指出，他的创作“既吸收沈从文湘西散文的清丽缠绵，兼具孙犁文字的干净利落，更融入汉江流域特有的刚柔相济之气”。沈从文散文中对地域风情的细腻描摹、对人性美的深情赞美，以及那种温润、空灵的诗意表达，深刻影响了陈长吟的创作；而孙犁散文 “清水出芙蓉”的质朴文风、简洁凝练的语言表达，以及对生活细节的精准捕捉，则让他的散文避免了过度抒情的浮华，保持了文字的干净与力量。同时，作为陕西作家，陈长吟也深受陕西散文写实传统的影响，柳青、杜鹏程等前辈作家“扎根大地、关切现实”的创作理念，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继承。这种多元的文学滋养，让他的散文既具备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又拥有了广泛的文学共鸣，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此外，陈长吟多元的人生阅历也为其风格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从陕南乡村的童年生活到城市的工作经历，从基层文学组织的搭建到全国性文学平台的运营，从文学创作到理论研究，丰富的人生体验让他的散文既有对乡土生活的细腻感知，也有对城市文化的深刻思考；既有对底层民众的悲悯情怀，也有对文学发展的理性洞察。这种多元的视角与丰富的体验，让他的“糯性汉江”风格不再局限于地域风情的描摹，而是具备了更广阔的视野与更深厚的内涵。
陕西散文的创作历来注重题材的现实性与厚重感，无论是乡土叙事、历史追忆还是文化寻根，都始终围绕着“人、土地、时代”三大核心。陈长吟的散文创作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山水、故土、人生”三大稳定母题，通过多维表达，构建起一个丰富而完整的题材体系，既保持了与陕西散文传统的呼应，又展现了独特的个人创作特色。
“山水”是陈长吟散文最核心的题材之一，也是他表达地域文化与人文思考的重要载体。他的“山水系列”三部曲《山梦水梦》《山亲水亲》《山韵水韵》，以汉江流域的自然景观为描写对象，但并非简单的风景描摹，而是将山水意象与历史记忆、人文情怀、哲学思考深度融合，实现了“山水即人、山水即史、山水即文化”的表达效果。传记中通过文本分析指出，其山水散文“通过山水意象探讨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远游的鱼》中，月河既承载着童年记忆，也暗含着游子的精神归乡之路；《水调歌头——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探行》中，汉江的清澈与移民的奉献形成对比，探讨了“发展与保护”的时代命题。这种对山水题材的深度挖掘，让他的散文超越了传统山水散文的审美范畴，具备了浓厚的现实关怀与文化厚度。
“故土”是陈长吟散文的另一重要母题，这一题材既体现了陕西散文“扎根故土”的传统，也融入了他对汉江流域地域文化的深情眷恋。他的故土题材散文，涵盖了民俗风情、历史遗迹、乡土人物等多个维度，如《汉水边的老镇》对蜀河古镇建筑与历史的描摹，《紫阳民歌》对地域音乐文化的记录广盛配资，《卖竹篮的姑娘》对乡土人物生存状态的呈现等。这些作品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汉江流域的乡土生活场景，传递出浓厚的地域文化气息。传记中强调，陈长吟的故土书写“并非怀旧式的感伤，而是对地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他通过对故土生活的细致记录，让那些即将消失的民俗风情、生活方式得以留存，为地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珍贵的文学样本。
“人生”母题则贯穿了陈长吟的整个创作历程，体现了他对人性、生命、情感的深度思考。这一题材的作品多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通过对家庭亲情、师生情谊、邻里关系等生活片段的描摹，传递出人间温情与生命力量。如《喜上心头》中“划拳选餐”“电梯量身高”等生活细节，生动呈现了父子间的平等与诙谐；《小烘笼儿》中“娘缝布套”“姐弟分暖”等场景，既还原了贫困年代的生活质感，又传递出亲情的温暖；《护苗》中对薅秧人劳动场景的描写，既赞美了劳动之美，更暗含着对农民的敬重与对生命的敬畏。这些作品以小见大，从日常细节中提炼深刻内涵，体现了陕西散文“以写实为基、以真情为魂”的创作传统，也让陈长吟的散文具备了跨越地域与年龄的普遍共鸣。
以上三大母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有机统一的。在陈长吟的作品中，山水是故土的载体，人生是故土的灵魂，而故土则是山水与人生的根基。这种题材建构，既保持了创作的连贯性与稳定性，又让每一部作品都具备了独特的表达重点，形成了“题材广阔而集中” 的创作特色，为陕西散文的题材拓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艺术表达的成熟是一位作家风格确立的关键，也是其作品获得广泛认可的重要原因。陈长吟的散文在艺术表达上达到了极高境界，他以“以真为骨、以情为脉、以美为韵”为创作理念，在表现手法、语言艺术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特色，既继承了陕西散文的优良传统，又进行了独特的创新，成为陕西散文艺术表达的典范。
在表现手法上，陈长吟最突出的特色是“以小见大”与“虚实结合”。他善于从日常琐事、平凡景物中提炼深刻的内涵，通过细节描写展现时代变迁与人性光辉。如《小烘笼儿》通过一件陕南冬日特有的取暖工具，串联起童年岁月、亲情温暖与地域文化，让小小的烘笼儿成为承载多重意义的文化符号；《莲湖巷》以百余米的小巷为支点，串联起西安文联的文学活动与古城文化记忆，将小巷的个体记忆上升为城市的文化符号。这种 “以小见大” 的手法，既符合陕西散文 “写实为本”的传统，又让作品具备了含蓄深沉的艺术感染力。同时，他的散文也注重“虚实结合”，将现实场景与历史记忆、具象描写与抽象思考融为一体。如《远游的鱼》中，月河的实景描写与游子的精神归乡形成虚实呼应；《水调歌头——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探行》中，汉江水质的具象呈现与 “发展与保护” 的抽象思考相互交织。这种手法让他的散文既具备了真实可感的生活质感，又拥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在语言艺术上，陈长吟的散文兼具质朴与典雅，形成了“清水出芙蓉”的审美效果。他的语言既保留了陕南方言的鲜活气息，又融入了古典文学的精炼笔法，做到了通俗而不浅白、典雅而不晦涩。传记中指出，他的散文“既保留陕南方言的鲜活气息，又融入古典文学的精炼笔法”，如《喜上心头》中“懒得做饭，爷儿俩进餐馆”的口语化表达，生动自然，充满生活气息；而《远游的鱼》中“月河像一条晶亮的飘带，荡漾在秀丽的凤凰山下”的描写，则兼具古典文学的意境与现代散文的流畅。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既源于他对汉江流域生活的深刻体验，方言的运用让作品更具地域辨识度与生活质感，也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学素养，古典文学的滋养让他的文字更具韵味与张力。同时，他的语言还具备“情感充沛而不外露”的特点，不刻意抒情，却在平实的叙述中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如《灯街》中对洪灾中民众 “点灯照路”场景的描写，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让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灾难中人性的光辉与温情。
陈长吟散文的艺术高度，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认可。传记中收录的评论家评价与作品入选情况，充分印证了其艺术成就：多篇散文入选《中国散文排行榜》《百年中国经典散文》等权威选本，获得冰心散文奖等重要奖项。这些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创作的肯定，更是对其艺术表达的认可，也证明了他的散文风格在全国散文界的独特价值。作为陕西散文的重要代表，陈长吟的艺术表达既继承了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作家的写实传统与质朴文风，又融入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气质与个人的艺术创新，为陕西散文的艺术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文如其人”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也是评价作家与作品的重要标准。在陈长吟身上，这一传统得到了完美诠释。他的散文不仅是地域文化与艺术表达的结晶，更是其人格魅力的真实写照；而他的人格魅力，又反过来滋养了其散文品格，形成了“文品与人品相统一” 的鲜明特质。翼鹏的传记通过大量生活细节与创作实践的记录，生动展现了陈长吟“仁者爱人、智者深思、长者谦和”的人格特质，也让我们得以理解其散文中平和醇厚、温润深沉的品格来源，更深刻地体会到陕西文人“德艺双馨”的精神传统。
陈长吟作为陕西散文的重要代表，始终秉持“仁者爱人”的品格，其散文中对底层民众的关切、对家乡发展的牵挂、对自然万物的敬畏，都源于内心的善良与共情，是其悲悯情怀与故土深情的自然流露。陈长吟的悲悯情怀，首先体现在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怀上。他的作品始终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与命运，以平等、尊重的态度描写他们的生存状态，传递出对底层民众的理解与同情。传记中记录了他多次深入基层采风的经历，无论是汉江岸边的淘金人、稻田里的薅秧人，还是街头卖竹篮的姑娘、古镇上的普通居民，他都能与他们真诚交流，倾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这种深入基层的体验，让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底层民众的人文关怀。如《卖竹篮的姑娘》中，他客观描写姑娘卖竹篮时的期待与不安，没有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以平等的视角展现劳动者的坚韧与不易；《护苗》中，他赞美薅秧人的劳动之美，既展现了农民劳作的艰辛，更表达了对农民的敬重与感恩。这种对底层民众的关怀，不是刻意的道德说教，而是源于内心的共情与善良，让他的散文充满了人道主义温度。其次，悲悯情怀还体现在对家乡发展的牵挂与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上。作为汉江之子，陈长吟对家乡安康有着深沉的热爱，他的作品中始终饱含着对家乡山水、民众的牵挂。传记中记录了他为家乡发展奔走的诸多事例：参与恒口插秧节，为农民文学爱好者讲解创作技巧；关注家乡的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通过文学作品呼吁人们珍视汉江的生态环境与地域文化。这种对家乡的牵挂，在他的散文中转化为对地域山水、民俗风情的深情描摹，以及对家乡发展的深切期盼。同时，他的作品也充满了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之情，《远游的鱼》中对月河生态的赞美、《鲤鱼山》中对自然规律的敬畏，都体现了他“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传递出对自然的珍视与尊重。陈长吟的这种仁者情怀，既继承了陕西文人“心系民生、关爱故土”的传统，也融入了汉江文化“温润包容”的特质。这种情怀让他的散文具备了温暖的底色，也让他成为深受读者喜爱与尊敬的文学长者。正如传记中所评价的，他的散文“字里行间满是悲悯情怀”，这种悲悯情怀既是其人格魅力的核心，也是其散文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仁者爱人”是陈长吟散文的情感底色，那么“智者深思”则是其散文的思想内核。作为一位有深度、有远见的作家与文学组织者，陈长吟始终保持清醒的思考与开阔的视野，在文学创作、理论研究与事业引领中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展现了智者的特质。这种特质既体现在他对散文创作的深刻理解与实践突破上，也体现在他对文学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与引领上，更丰富了陕西散文的思想内涵与理论体系。陈长吟的智者特质，首先体现在对散文创作的深刻理论思考上。他在数十年的创作实践中，始终注重对创作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形成了系统的散文创作理论，为陕西散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他在《散文之道》中提出的“散文应‘以真为骨、以情为脉、以美为韵’”的创作理念，精准概括了散文创作的核心要素，成为他自身创作的遵循，也为广大散文创作者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其次，智者特质还体现在他对文学创作的不断探索与突破上。陈长吟的创作生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养分，不断拓展创作的题材与形式。传记中详细记录了他的创作历程：从中学时代的诗歌尝试到大学时期的小说创作，最终聚焦散文领域并开拓“大散文”理念；从安康时期的地域写作到西安时期的多元探索，他始终在不断突破自我。在《美文》杂志的编辑实践中，他开设“散文现场”栏目，刊登阿来《死亡的假设》、马莉《粗糙的心灵》等探索性作品，推动散文突破传统边界，实现多元化发展。此外，他提出的“文人摄影”理念，将文学与视觉艺术结合，拓展了文学的表达维度，体现了跨领域的思维广度，展现了智者的创新精神。同时，陈长吟的开阔视野还体现在他对文学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上。作为陕西散文事业的引领者，他始终站在文学发展的前沿，关注全国散文创作的动态，积极推动陕西散文与全国接轨。他创办的“丝路散文奖”，吸引了全国3000余件作品参赛，评选出刘亮程、李娟等全国知名作家的优秀作品，让陕西散文成为全国散文界的重要力量；他主编的《陕西散文年选》，系统梳理年度创作成果，为陕西散文留存文献，也让全国读者得以了解陕西散文的创作现状。这种开阔的视野与前瞻性的眼光，让他不仅成为个人创作的佼佼者，更成为陕西散文事业的引领者，为陕西散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陕西文学界，陈长吟不仅以其卓越的创作成就与理论贡献赢得尊重，更以其谦和宽厚的长者风范与提携后辈的文学情怀深受爱戴。传记中通过大量具体事例，展现了他作为“蔼蔼长者”的人格魅力：对文学青年的悉心指导、对不同创作风格的包容接纳、面对荣誉时的淡然处之、遭遇困境时的坚韧乐观。这种人格魅力既源于他深厚的文化素养与人生阅历，也体现在他对文学事业的无私奉献上，更让他的散文具备了平和醇厚、温润包容的品格。陈长吟的谦和宽厚，首先体现在对文学青年的悉心扶持上。他深知基层创作者的艰辛，始终以平等、真诚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为他们提供指导与帮助。在安康工作期间，他创办的汉江文学讲习所被誉为当地文学的“黄埔军校”，首届讲习所便邀请路遥、白描、和谷等名家授课，“路遥讲‘从生活到艺术’，白描讲‘小说语言与细节’，和谷讲‘散文的诗意表达’”，为基层作者打开了文学视野。学员李春平曾回忆：“陈老师会逐字逐句修改我们的稿件，甚至为我们推荐投稿渠道，没有他的帮助，我很难走上创作道路。”赴西安后，他在《美文》杂志延续扶持新人的传统，开设“西部散文新人”专栏，推出阿拉旦・淖尔、范晓波等年轻作者；主编“紫香槐博客散文丛书”，收录网络写手的作品，打破传统文学的壁垒。这种对后辈的扶持，不是简单的“扶上马、送一程”，而是长期的、无私的关怀，许多受他帮助的文学青年后来都成为陕西散文的中坚力量，这充分体现了他“甘为阶梯、乐于奉献”的长者胸襟。其次，谦和宽厚还体现在他对不同创作风格的包容与尊重上。作为陕西散文的引领者，陈长吟没有将自己的创作风格强加于人，而是尊重每位作者的个性与创造力，鼓励多样化的创作表达。在编选《西部的柔情》散文集时，他不刻意强调“女性视角”的标签，而是尊重每位女作家的创作特色，评价马丽华“身居高处，与她达到的创作高度很统一，可以说，是西部高原成就了她”，评价叶广芩“在莲湖巷里开始专业创作之后，好像找到了文源、找到了动力一样，艺术创造突飞猛进”，既肯定了作家的努力，也凸显了地域对创作的滋养，尽显包容与尊重。在陕西省散文学会的工作中，他推动成立商洛、咸阳、安康、铜川、礼泉、扶风、三原、凤翔等多个散文组织和创作基地，鼓励各地结合地域特色开展创作，形成了陕西散文“多元共生、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这种包容的态度，既体现了他开阔的文学视野，也为陕西散文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此外，陈长吟的谦和还体现在他面对荣誉时的淡然处之。尽管他的作品获得了冰心散文奖等重要奖项，入选多种权威选本，在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始终保持低调、谦逊的态度，不居功自傲，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名普通的散文写作者与文学爱好者”。传记中记录，他在获得荣誉后常说：“这些荣誉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汉江文化的滋养、陕西散文界同仁支持的结果。”这种淡然与谦逊，既体现了他成熟的人格魅力，也让他赢得了更多的尊重与爱戴。陈长吟的这种长者风范，与陕西文人“谦和务实、厚积薄发”的传统一脉相承。他的散文品格与人格魅力相互交融，形成了“文品与人品相统一” 的鲜明特质。他的散文如他的人一样，平和、醇厚、温润，没有尖锐的批判与刻意的炫技，却在平实的叙述中蕴含着深刻的内涵与温暖的力量；而他的人格魅力，又让他的散文更具感染力与公信力，成为读者心中“值得信赖、值得品读”的经典。
陕西散文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复苏到繁荣、从地域走向全国的漫长历程。在这一进程中，陈长吟既是全程参与者，更是引领者与建构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安康组织文学活动、提出“汉江文学”概念，到九十年代与贾平凹共同创办《美文》杂志、倡导“大散文” 理念，再到新世纪以来打造文学品牌、构建创作网络、完善理论体系，他以数十年的坚守与实践，为陕西散文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陕西散文从地域创作走向全国视野，确立了陕西作为“散文大省” 的文化地位，形成了独特的“陕西散文现象”。
翼鹏的《汉江之子——陈长吟的文学人生》，以翔实的史料、细腻的笔触与深刻的洞察，完成了对一位作家、一种地域文化与一个文学时代的三重记录。这部传记以陈长吟的文学人生为线索，串联起一个人的成长、一条江的文脉、一个省的散文事业，既让我们读懂了一位散文大家的精神世界，也让我们看到了地域文化传承与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这部传记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陈长吟的文学人生，更在于它揭示了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共生关系，为当代地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同时，这部传记也展现了文学事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优秀的作家是引领者，深厚的地域文化是根基，完善的培育体系是保障，开放的交流平台是动力。翼鹏的《汉江之子——陈长吟的文学人生》，既是对一位文学长者的致敬，也是对陕西散文事业的梳理与总结，更是对地域文化传承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索。这部作品值得每一位文学爱好者、地域文化研究者品读与思考，它将激励更多人关注地域文学、热爱地域文化，为文脉永续与精神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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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飞翔，著名文化学者、作家、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西安市社科院老子文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西北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陕西省首批重点扶持的一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陕西省“百青人才”、陕西省“百优人才”、陕西省“双百人才”。曾获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西部网联合颁发的“陕西省十佳优秀散文作家”称号。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吴宓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高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陕西终南学社秘书长、《陕西终南文化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出版《终南隐士》《终南守望》《关中地域与关中人物》《关学与陕西书院》《陕西作家研究》《陕西当代作家研究》《刘半农年谱新编》等著作23部，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并出版。
来源：三秦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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